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，将贾诩与荀彧、荀攸叔侄合为类传，排在文臣之首。

如此编选，当然不无道理。这三人均是曹魏的的顶级谋士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均为当世一流。但是，三人的政治理想、人品高下，显然有别。为此，南朝史学家裴松之在《三国志》注解中提出了批评：

“诩不编程、郭之篇，而与二荀并列，失其类矣。且攸、诩之为人，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！其照虽均，质则异焉。”

在裴松之看来，二荀与贾诩的人品，就像夜光与蒸烛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
荀彧、荀攸叔侄，一生将智谋用于经国安邦，几乎不考虑私利，行事原则性极强。荀彧反对曹操称公谋汉，晚年以身殉节；荀攸谋刺董卓失败，无惧生死坦然入狱。二人以其高尚的人格魅力，“清雅通识”与“王佐之风”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

“算无遗策，经达权变”的贾诩，则终生为了私利而算计，缺乏远大的政治理想。二荀的智谋“正大”，近于道；贾诩的智谋“偏小“，流于术。道术相异，境界有别。正道之人，志存高远；谋术之人，易失原则。

作为三国争议较大的人物，后世对贾诩的批评，集中在他频繁的跳槽行为，以及祸乱长安之大罪。以现代价值观来看，忠于一家一姓的忠君思想显得过时迂腐。即便在当时，汉室衰微，群雄并起，贾诩也只是频繁跳槽中的谋士一员。乱世安身立命、智者择明主而栖，是大众理解的行为，算不上人品硬伤。但是，为了自救而引发灾乱，则是贾诩一生都无法洗刷的人生污点。人可以利己，但为之损人，甚至危害苍生，则超出了道德底线。

贾诩建言时，泰半是出于自保，未能预料日后引发的可怕后果。从他日后做出的一系列补救措施，挑选旧臣、救助献帝、保护大臣等，可见端倪。当他再一次立于危墙之下，没有像之前那样，本能地只考虑利己。

《后汉书·献帝记》载：

“张绣谓诩曰：‘此中不可久处，君胡不去？’，贾诩答曰：‘吾受国恩，义不可背。卿自行，我不能也。’”

这也许是贾诩一生中难得的人性闪光时刻。良知未泯，善念尚存。毕竟他是读书人，是贾谊后人。

谋事做人的边界在哪里，聪明如贾诩，清晰地知道。他未能追求二荀那样的境界，也不愿突破原则底线。多次跳槽，却从未叛主，每一次都能处理好前后任的关系，甚至连被祸害过的献帝君臣，都对他心存感念。

对于贾诩，你也许痛恨，也许同情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，可能不会面临那样的处境，一言而兴邦、一言而乱邦。但生而为人，我们又何尝不是时刻面临着选择和考验，甚至可能游走在道德边缘，最终修炼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呢？